1961年我毕业于开封市第一女子高级中学，当时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国家号召报考农学院，我以畜牧专业总分第1名的成绩被分在农学院畜牧系65—1班。由于年龄偏小，学习成绩好，又来自于城市的女子中学，因此入学一个学期班上的男同学没有认识一半。
但当时我是一个好学上进、听话的好学生，老师、报刊给我们讲雷锋（好人好事多）、向秀丽（为保卫国家财产而牺牲）、候隽（上山下乡知识青年）等青年的优秀事迹，我们就真的以他们为榜样，热爱祖国、关心集体。老师给我们讲学习是为了建设祖国，我们就也确实树立了我为祖国学习的奋斗目标，所以学习极其用功。记得当年学解剖，施子棣老师给我们用狗讲脑神经，他一讲完，我就能马上复述一遍，当时老师和同学都赞叹我有极好的记忆力，我认为我就是用心听了而已。由于成绩好，所以自信，在实际操作中，就比较大胆，往往喜欢动手，生理课解剖青蛙，农机课连接电路，学开拖拉机，繁殖课手插入牛直肠摸胚胎等等。在别人不敢动手，在试验器材少的情况下，我都有机会得以锻炼。二年级以后我参加了学校的“火花”编辑部，撰写文章歌颂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分子，歌颂雷锋式的好青年。批判农机系一名“一分为二”唱反调的“合二为一”论者。逢年过节，常常为板报的出版工作至通宵达旦。我不善歌舞，但性格开朗，曾在六三年的元旦晚会上演出“逛新城”，那时的我真是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。
不过我的大学生活并不天天都是阳光灿烂，最使我心情阴晦的就是大学四年我一直没有入团，当时半个月就向团组织交一份思想汇报，一直是班里的积极分子，可一直也没有入上团。三年级时，有一位要好的同学向我透露：因为我不仅出身于工商业兼地主的家庭，而且还在介绍社会关系时我交代一个堂兄，解放战争时是国民党的兵，解放中可能随蒋介石去了台湾，是死是活不清楚。同学说我：“你和他有什么联系，你扯上他干什么？”我呆若木鸡，说实在，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，也没有他的音信。后来在四清工作队批准我入团调查我时，工作队指导员（某部队的连指导员）对我说，你的档案袋里装满了入团申请书，根据学校给你的评语，如果不是家庭有重大历史问题，早该入了。后来还有一件事就是我没有被批准报考研究生一事。1964年秋季，考研要报名了，班里同学都劝我：“东康，报名吧！我们班就指望你了。”那时我很喜欢细胞遗传学，想报考，但这门课的老师要求英语，而我学的是俄语。我计划用三个月来攻读英语，为此曾去求教王星所主任，他说不行，你用三个月英语怎么能和人家学三年的比，再说人家也还在学，而你也还要学其他课程，因此他建议我报考×××，说他确有真才实学。可是正当我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时，我被告知，学校不批准我报考。这使我痛苦不堪，上课时我坐在第一排，止不住的眼泪扑簌扑簌往下掉，讲课的老师都不敢看我。我还有前途吗？我感到茫然。后来我在中国青年上看到“出身不由已，革命靠自己”，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都在上山下乡劳动锻炼中找到了自己的出路。于是我自己主动到农场进行劳动锻炼（当时秦场长主事），记得那一年的秋天、冬天每个星期天就在摘葡萄、剪枝、积粪的劳动中渡过，我不要报酬，不要评语，默默的来，默默的去，用以磨炼自己，一直干到我去参加毕业实习，我耐受了寂寞，耐受了劳苦。现在我可以这样说，我虽出身地主，但在我六岁时就解放了，地主的“福”我没有享到，不过在家是老小，曾得到母亲的溺爱，从小不会干什么事，因此在农场得到的锻炼，应当也是脱胎换骨。
这就是我的大学生活，在许多英雄模范的感召下学习，也有阶级斗争的时代烙印；生活、家庭、出身不好的包袱让我背了很多年。我感谢英雄给了我榜样；我不怨恨青年时的那个时代，因为正因为我出身不好，我才得比别人经受更多的磨炼，使我能有勇气面对我日后的种种困难，成就了今天的我。
